奕訢在回答顽固派非难时说：“查周礼考工一记，所载皆梓匠轮舆之事，数千百年，黉序奉为经术，其故何也？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22］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中说：“圣贤之道不外经权，事之有不屑为者其常经也，时之有不能不为者其权变也。况古之为学，六艺中有射、御、书、数，射所以习武，御与书、数所以备用……今机汽之学已为西人发泄其机不可遏，而其事适于用，亦射、御、书、数之流也，不过艺而已矣，于吾圣贤之学何害乎？”［23］李鸿章指出：“古无久而不敝之法。……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24］“我朝处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25］他强调要“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26］指出了改革教育，培养人才对于变法自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鸿章还希望各地广办学堂，以便“就地作养人才。”［27］在洋务派的主持下，中国近代第一批官办学校终于冲破重重障碍，破土而出。

新型学校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新的面貌。但是，“以时文进身，以资格补官”［28］的传统的入仕途径没有改变，“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29］，这就不能不极大地压抑着知识分子投身科学的积极性。“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30］，就是因为四书五经、八股时文之类仍可用来猎取功名利禄，还被认为“正途”，而由西学进身仍被视为“旁门左道”，甚至是“邪门歪道”，因此人们对西学的态度较为冷淡。洋务派从比较现实的功利主义出发，要求“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畦畛”［31］，对从事“实学”者“定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32］，或者“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33］。有的奏请对通晓算学而“正场”文字稍逊者破格录用或“宽予录取”［34］。经洋务派长期争取，西学仕进逐步取得一些进展。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后，对优生升途有明文规定；1864年广州同文馆成立，后经奕訢奏准，“该同文馆学生如三年学成，驻防满汉旗人应准作为翻译生员，准其翻译乡试，并文乡试”［35］。以后翻译乡试推广到其他外语学校；1887年，经监察御史陈琇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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