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举办的交通工矿企业，大多都有洋匠参与，或监督管理，或代购机器，或聘为工匠，表现出相当的依赖性，但这是鉴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宜之计。少用洋人，力图自主才是他们的思想主导。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在兴办洋务之初就指出：学习外国利器应该“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二五卷，第一○页。)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在请求广开矿业时，又提出：“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第五册，第一二四页。)洋务派刘坤一更指出，雇用洋匠的目的是“藉以造就华匠，俾不至永远借助洋人。”(刘坤一：《复黎召民》，《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七》。)左宗棠的企业自主性表现得也很明显，他在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初，曾经雇请四十多名洋匠参与管理，待中国技术力量成长起来之后，就采用分批辞退的办法，解雇了外洋工匠。对此，左宗棠深感得意，他说：“就目前言之，制造轮船已见成效，船之炮位、马力又复相当，管驾、掌轮均渐熟悉，并无洋人羼杂其间，一遇有警，指臂相联。”(《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第五册，第一一一页。)又说：“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不用洋匠而能制造，不用洋人而能驾。”(左宗棠：《答浙抚杨石泉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二》。)真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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