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拒用洋匠的做法，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极端落后，向外国学习，“师夷之长技”，雇用洋匠，传授知识，借以管理那些对中国人来说实属陌生的大机器工业生产，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要看到雇用洋匠会受制于人的弊病，也要理解雇用洋匠的历史合理性。同时，还应该承认，洋务派雇用洋匠“籍以造就华匠，俾不至永远借助洋人”这一思想是积极自强，而不是消极依赖。
为了确保在企业中减少洋人，减少依赖，洋务派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陆续向国外派出留学生，着意培养自己的技术骨干力量。如一八七二年，即委派陈兰彬、容闳率领三十人首批赴美留学，我国著名的铁道工程师詹天佑便是其中之一。以后又连续向美国派出三批，计百二十人。此外，还分别向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派出了留学生。
与派留出学生的同时，洋务派又结合洋务企业的建设，兴办了一批新型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到一八九六年，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各种外语学校和科技学校总数在二十所以上。翻译工作也有很大成绩。如江南制造总局在一八七七年就开设了翻译馆。因为，在洋务派看来，“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造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三三卷，第八页。)到一八七九年六月，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已经刊印的翻译书籍即达九十八种，已经销售的翻译书籍达三万一千余部，共计八万三千四百五十四本。
在可能的条件下，控制使用洋匠，减少洋匠人数，注意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着意介绍外国的科技文化知识，这是建立中国独立经济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洋务派“抵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这说明洋务派的“抵洋”思想不仅反映在经济领域之中，而且向思想、文化、科技领域演进。这种演进必然反转来推动洋务企业的发展，必然加强“抵洋”思想的自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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