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粗浅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洋务派在其经济活动中确乎存在着“抵洋”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始终，反映在航运、纺织、煤炭、钢铁、铁路等主要经济部门之中。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这种思想的表现，还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抵洋”思想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如果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以满清封建王朝为代表的满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的话，那么，四十年代以后，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民族矛盾则异常尖锐地提到了历史日程上来，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过程。这种矛盾，虽然时而因战争状态体现其紧张，时而以清政府的对外妥协投降导致其缓和，但始终没有消失。这就不仅规定了资本主义入侵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规定了资本主义列强与满清封建王朝的矛盾，同时也规定了洋务派与外国资本的矛盾。以挽救封建王朝垂死命运为己任的洋务派，就其代表封建统治的一面来说，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有其历史的见绌曲从的依赖性；就其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倾向来说，和外国资本的矛盾也有其历史的积极图强的斗争性。从洋务派方面看，这种矛盾既包含着满清封建王朝闭关自守、因循守旧、盲目排外的落后因素，也包含着要求发展民族经济、保障经济权益、维护民族主权、抵制外国资本的进步因素。我们不能因为洋务派中某些代表人物与资本主义列强有过妥协、投降甚至勾结，就否定其与帝国主义的尖锐矛盾；也不能因为洋务派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买办性和依赖性，就否定其存在着“抵洋”思想这一客观现实。

　　既然洋务派在其经济活动中确实有过“抵洋”自主的思想，那末，这种经济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答案是多方面的。应该说，在维护民族主权，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抵制外国资本入侵，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诸方面，“抵洋”思想都曾程度不同的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抵洋”思想延缓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这应该是重要的历史功绩。可以设想，如果任凭外商垄断中国市场，不与之“商战”：任凭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泛滥于市，不图设厂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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