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举办了一批工矿交通企业。这些企业以赚取利润为目的，使用机器从事商品生产，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一点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但是洋务派之所以创办这些企业，是出于军事工业对原料、燃料和经费的需要。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出现，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洋务派在外国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但“渐知泰西火器之利”，而且发现廉价的棉纺织品，精巧的机器，便捷的轮船以及煤铁之利，是裕财政、浚饷源的捷径，于是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举办了工矿交通企业以“求富”。洋务派企图在封建经济基础所借以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统治下，使用资本主义生产力来维护封建政权，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受制于封建制度，必然产生腐朽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致使这些企业大都以亏损、负债、倒闭而告终。

　　洋务派举办的工矿交通企业，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显示出时代的特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着客观条件，洋务派意识到近代企业的产生成为不可阻遏之势(1865年李鸿章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摺》中说：“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以为之区处”。（《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第34页）)，为了控制近代企业的发展，利用社会资金来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遂高唱：“商为承办，官为维持”，采取“官督商办”形式。从“商”的方面来看，当时社会上出现一些货币财富的积累者有投资近代企业的欲望，存在着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可能。但是要创办近代企业，在创业者面前横亘着重重障碍：帝国主义在市场上的竞争，清政府税收政策的束缚，封建传统势力的阻挠，官吏豪绅的勒索，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无法抗拒这些强大的阻力，为了寻找投资的出路，只得依靠封建政权的荫庇，绕过自己无力克服的障碍。这样，“官”和“商”两种不同的社会势力特殊地结合在一起。可是“商股”投入“官督商办”企业，无异掉入陷阱。事实证明，“官督商办”形式，并不能开凿一条社会资金流向近代企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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