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第50页。)当年何启、胡礼垣评论说：“轮舶之利，商贾家无不知之，而独不闻有纠合公司，倡设轮舶，周环天下以展鸿图者，其故何居？曰：此由朝廷无以振作之，兴感之之故也。不惟无以振作兴感，而又从而阻止之、遏抑之之故也。”(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义》，见《戊戌变法》（一），第203页。)
第二、依靠封建政权，以排他性的专利特权，在市场竞争中压制民族资本的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初建时，在产品的销售上就取得优厚的特权(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拟俟布匹织成后，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径运内地及运通商地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李文忠公全书》，秦稿，卷四三，第44页。）)。开平矿务局出产的煤，出口税原为每吨六钱七分二厘，1881年李鸿章奏请减为每吨一钱(李鸿章：《请减出口煤税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第45页）：为开平奏请援台湾基隆、湖北之例，每吨收税银一钱。而“土煤每担税银四分，合之一吨实有六钱七分二厘，若加复进口半税，已合每吨银一两有奇”。沈葆桢建官办的台湾基隆煤矿的垄断更为严重，规定：民间采煤“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采取”。（《申报》，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轮船招商局享有从上海至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特权，享有承运漕粮以及各省“官物”的特权(《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另有运漕耗米及带货二成免税”。《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奕□等片》：“嗣后沿江沿海各省，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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