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间，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农民战争，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农民起义的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洋务运动的重心已明显地转移到抵御外侮、防止中国殖民地化这方面来。一八七四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洋务派官僚纷纷上折提出加强防务的方案，海防之议于是兴起。一八七五年，清政府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负责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李鸿章说：“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李集》，奏稿，卷81，第8页。>洋务派筹设海防和兴建海军的目的，主要是对外而不是对内的。不但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定远”和“镇远”号不能驶入海□内港，甚至连快舰“超勇”、“扬威”等号也只能驶至大沽拦港沙外，“因船身吃水过深，不得进口。”这样的舰只显然不适于用来镇压内地的农民起义。在中法和中日战争中，南洋水师和北洋海军曾先后和外国侵略者交锋，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在中法战争期间，虽然泊驻马尾的福建水师因仓促应战而蒙受惨重牺牲，但南洋派往福建增援的“开济”、“南琛”、“南瑞”等舰驶至浙江镇海时，遭到法舰进攻，“开济”等舰“依护炮台，合力抵御，法船颇受伤损而退。”<《洋务运动》（八），第488页。>在中日战争期间，尽管李鸿章力图保存他的北洋海军实力，避免和日寇在海上作战，但北洋海军在黄海战役中毕竟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官兵。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明显地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的意义。一八七二年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的目的之一，就是企图从洋商手中收回一部分航运权，“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尽管后来招商局在英商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的压力下被迫做出许多让步，但自一八八六年至一九一一年它从航运获得的水脚收入每年平均约二百万两，最高时达三百万两。如果没有招商局，这笔巨大的运费必然落入洋商手中。
随着机器局、船政局、招商局等机构的设立，燃料和原料的供应问题日益突出起来。从七十年代中期起，洋务派先后在台湾、湖北、安徽、直隶等地试图开采煤铁等矿产，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一八七七年李鸿章设立的开平矿务局。到八十年代中期，该局的煤产量基本上能够满足天津市场的需要，减少了日本煤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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