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李集》，奏稿，卷17，第17页。>天津机器局“将技艺未精之洋匠分别辞退，……总管洋员美国领事密妥士于机器未甚精核，亦即因病撤差。”<《李集》，奏稿，卷20，第12页。>金陵机器局制造的大炮屡出事故，洋监督马格里于一八七五年被撤职，此后该局未再雇用洋员。一八七七年李鸿章说：“金陵机器局虽较简，但未用洋匠，全赖龚仰□（照瑗）有三分内行，指挥调度。”<《李集》，朋僚函稿，卷17，第4页。>福州船政局成立之初，左宗棠和沈葆桢曾先后与日意格等订明，以五年为期，教授华工制造大小轮船十六艘，至一八七三年原先雇用的数十名洋员均遣散回国。一八八六年，福州船政局试造的双机钢甲兵船，就是“不用一洋员、洋匠，脱手自造”的。
民用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同军事工业一样，掌握在洋务派官僚及其亲信手中。以招商局为例，该局先后由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人控制。一八八五年八月，李鸿章任命美国人马士为招商局帮办，目的是要他协助招商局办理向旗昌洋行赎回轮船的交涉（中法战争期间该局轮船暂时卖给旗昌洋行）。马士企图独揽大权，多次与该局会办沈能虎发生争吵。一八八七年他未征得沈的同意，擅自任命彼得生为“保大”号船长，后来“保大”号轮船失事，马士因此被迫去职。有些论者把招商局任用洋员担任“船主”一事作为洋务派“重用洋员”的证据，这未免过于苛求。一方面，当时中国通晓轮船驾驶技术的人员十分缺乏，迫使洋务派不得不“借材异域”；另一方面，洋务派确曾作过培养本国“船主”的考虑和尝试。
在洋务企业中任职的洋员，主要是担任技术性工作，他们都是为谋利而来，获利而去，其中招摇撞骗者有之，滥竽充数者亦有之，但他们没有能够真正控制洋务企业。如果把雇用洋员一事加以夸大和渲染，甚至把它作为洋务企业具有买办性的论据，那显然是不妥当的。
其次，剖析一下关于“借洋债”的问题。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淮系将领刘铭传曾提出借用洋债修筑铁路的建议。李鸿章认为：由于官款难筹，商股难集，“刘铭传所拟暂借洋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但是他又指出：“借债之法有不可不慎者三端”，即“由我自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