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有“神圣使命”的传教士为什么会在介绍自然科学和向中国输入西学中起到媒介作用呢？首先是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没有任何准备，人才又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被迫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从而使传教士得以跻身于这个潮流之中；其次是自利玛窦开始，来华的传教士都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有悠久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天堂”中的上帝遇到了人世中的孔子思想体系的抵抗。传教士们只有利用、宣传西方的科学成就，以便博取当时中国人的好感和信任；再次是长期以来，中国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先进，而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又属于外围文化，它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摩擦和阻力较小，易于沟通。因此，外国传教士为了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西学，自然科学技术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突破点。
但是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绝不应过分夸大。因为十九世纪末以前来华的传教士并非都是学有专长者，他们中受过西方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数不多，受过专业训练的更少。同时传教士带来的文化知识，是经过教会“净化”过的思想和知识。他们介绍西方科技时，常常有意加入反科学的内容，许多译著都将科学歪曲为上帝的旨意；对西方文明的精华，如自由、民主思想都加以回避。可见，他们传人的知识，局限性很大。
尽管如此，西方知识的输入，却多少打开了中国士大夫的眼界，起了开创新风气的启蒙作用，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它引起人们对旧学的时代适应性的怀疑。并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外部世界，在客观上开辟了西学东渐的一条狭窄的航道。
必须指出的是：洋务运动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已不主要是依赖于传教士垄断的被动的输入，洋务派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采取了积极引进的态度，使西学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和缓地向前发展。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这是当时融合中西文化的理论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的方案。“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的文化政策，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在开始时，其重点实际是提倡和保护西学，使西方文化的输入合法化。即“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