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学还之。”(《洋务运动》,(一),第177页)也就是允许在充斥封建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部分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为西学在中国的存在争得一席之地。这反映了洋务派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逐步深化,因而主动引进西学。
官方的公开引进是当时西学输入的主要途径,洋务派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面对当时严重的内外危机,洋务派为适应这一严峻的形势,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他们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开办新式学堂,成立官方翻译机构,派出外交使团和留学生,形成了输入西学的相当规模和系统。它表明,中国官僚中有一部分人欲以西方科技来弥补中国文化的欠缺。
倡导自强的洋务运动是以引进西方科技,兴办近代企业为主要内容而开展起来的。在动力、制造、纺织、矿冶等技术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输入。江南制造局建立后,购有车床、刮床、钻床、锯床等,1876年基隆煤矿引进了一批西方开矿机器,用于凿井、采煤、抽水、提车以及通风、截木。1892年湖北汉阳铁厂引入“西门——马丁炼钢法”,即平炉炼钢法。此外,还购进了成套的纺织设备和石印的印刷技术。容闳最先建议曾国藩购置制造机器之机器,如“各式车床、锥锉等物”,“由此车床锥锉可造成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它种种有机械之物”。(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7页)
洋务派不仅采取直接引进的方式,购买成套技术设备,而且也注意科学技术理论的输入,即所谓“采西学,制洋器”(《洋务运动》,(二),第24页)同时并举。为了引进科技理论,他们对翻译工作甚为重视。曾国藩曾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务运动》,(四),第18页)洋务派组织人力,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当时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开平矿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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