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版,第132页。)。其中虚浮成分自属难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招商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抵制洋人侵略势力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有三:
(1)打破外商航业在中国水域的垄断局面,挽回了利权。据太常侍卿陈兰彬1876年奏称:“招商局创办后,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一千三百余万两”(《洋务运动》第6册,第59页。)。据李鸿章自己估计,“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这都是大致的数目。如按照该局历年帐目统计,从创办到1884年,累计核收轮船运费1713.7万两。如果加上跌价竞争使外商收入大大减少,中国少溢白银不下数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左右。以上是绝对数,按相对数计算,据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3/5(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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