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码头。这一切都必然大大增强了轮船招商局与外商的竞争实力。当年盈利额由16.1万两增至35.9万两,次年增为44.2万两(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68页。)。
兼并一家最大的外洋商行,必然在朝野引起轰动。绝大多数有识之士都一致赞成,欢呼雀跃。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认为:“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李鸿章本人则盛赞此举“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尽管在具体经办时,有些失误(据估计,因对方急于脱手,尚可杀价五十万两),但从总体上看,这是招商局成立为挽回利权而作出的一大业绩,也可说是“洋务一大关键”。
(3)雄踞中国航运界,与英商怡和、太古,鼎足三分。为了避免各家竞相降价揽载的“*性竞争”,1878~1884年先后与各洋行达成三次协议——《齐价合同》。签订《齐价合同》,给诞生时间不长、实力尚不足以独占中国航运业务的招商局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减少了竞相杀价造成的经济损失。经过艰苦谈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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