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侵略，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大量财富。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破坏了“中外和好”局面，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面对这种形势，洋务派在军事上从对内镇压人民转而主要对外抵御，大办海防海军和加强陆军的装备；在经济方面，主要以求富为目的，即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大办民用工业企业，这就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意味要与洋商在市场上竞胜。这说明，洋务派在这时无论是军事设施还是经济活动，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历史发展要求的。在洋务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中，除原有的洋务派之外，有大批买办商人和具有维新思想或有这种倾向的人员参加活动，它们之间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绝大多数人对外在军事上、经济上抵制这一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洋务派之所以在七十年代比较能反映洋务运动发展的要求，其原因有二。从洋务大官僚说，他们为了维护清封建统治，外敌当前一定要力求抵御，抵御就得加强军事力量，于是必然要大力经营海军、海防和边防；在进一步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民用工业企业也必须筹办，因为民用工业的发展，既可解决军事上所需的原料燃料，又能“致富”，并解决饷源的匮乏；民用工业的资本不可能靠“财匮饷缺”的清政府筹集，而需要集商资，集商资以办企业就意味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一逻辑过程，虽非洋务官僚所预期，却是历史的必然。从一般的洋务派成员特别是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和买办出身的人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既是明确要求抵御外侮和与洋商进行商战的主张者，又是明确以追求剩余价值、高额利润为目的的一些人，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当然是洋务运动按正常规律发展的促进者。这是一。其二，洋务官僚既然是为拯救清朝垂危的封建统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有格格不入的一面，而时加扼制，但这遭到买办、商人、维新知识分子等参与洋务活动的人的反对。例如当李鸿章等企图用官场的办法来干预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时，当时任总办的唐廷枢、徐润立即抵制说：“按照买卖常规，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官商本是两途，名利各有区别，轮船揽载是为利非为名，生意一端未有利不敷而能持久也”（上海图书馆藏未刊资料：《唐廷枢、徐润、张鸿禄上李鸿章禀》，光绪七年。）。可见，洋务官僚有反映洋务运动发展要求的一面，也有违反的一面，但他们不能违背历史发展总趋势。经过洋务派内部的斗争，其结果在七、八十年代还是基本上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然而洋务官僚是有权力的，因而他们常常处于矛盾斗争的主导方面，这就有可能导致违反洋务运动发展的要求。果然，洋务官僚对企业的“官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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