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就其本性说，不仅是封建主义的天然对立物，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天然对立物。拿军事工业来说，它既要制造低廉于洋货的产品，就有“敌洋产”的意图，就能起到“敌洋产”的作用，也就意味与外国*买卖相竞争。事实上，局造武器要比购之外洋便宜得多，如买一只12磅炸弹需银12两，自造只须成本二、三元。再从购买与自造的支出看，自同治三年七月至四年五月十一个月间，李鸿章的淮军购买支出约为二十四万余两，支给洋炮局的造费近十二万两（参看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63页。）。数字虽不及买价的一半，但如把自造远低于买价的因素算进去，*的使用价值量至少不低于购买量。这些不是起到“敌洋产”的作用吗？军用工业是如此，民用工业更是如此。洋务民用工业企业，基本上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创办的，轮船、纺织、煤炭等工矿企业，都是从自己的赢利出发而“与洋商争利”和“稍分洋商之利”，尽管在经营过程中有某种程度适应侵略者需要的一面，但“抵洋”的作用还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洋商才把它作为劲敌而加以摧残，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削价与招商局相竞争，以期挤垮招商局，就是明显的例证。

我曾说过，洋务军用、民用工业企业构成的一个资本主义的整体，是“官僚资本主义胚胎”。这一命题的含义是：所谓“官僚”，在军用工业方面，是由国家投资、由官来直接管理和控制；民用工业企业虽主要是商本商办，但是由官督理的。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工业，官必然是企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经营企业的，这就有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如我前文所说，洋务工业企业是有强烈的民族性格的，并且从总体说特别是在运动的前期，民族性还是它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洋务工业企业是“官僚资本主义胚胎”的话，至少也应该承认它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胚胎。这种资本主义，可以发展为官僚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从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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