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二、“恐洋人之诡谋，而铁路为所占据。宜仿招商局之例，不准洋人附股；设立铁路公司以后，可由华商承办，而其政令，须官为督理。所借之债，议定章程，由该公司分年抽缴，其于本利不至亏短，万一偶有亏短，由官著追；只准以铁路为质信，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界限既明，弊端自绝，不如是则勿借。”（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9卷，第22，23，20—27，29页。）三、“恐因铁路之债， 或妨中国财用。往时所借洋债，皆指定关税归偿；近则各关拨款愈繁，需用方争，宜议明借款与各海关无涉，但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可迟至一二十年缴清，庶于各项财用无所牵肘。不如是则勿借也。”（注：译署函稿，第12.14.卷，第2—4.25页。）
他在与外强的交往中，特别是在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已经丧失了一部分之后，将兴建铁路举借外债，与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联系起来，并且得出十分明显的结论。他对兴建铁路举借外债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关系国家社稷安危，并且将其与关乎国计民生、国防军事、国家富强的高度联系起来。兴建铁路向洋人借款必须以国力的强大、以国家的富强做后盾；借款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保证铁路建设、物质资料的供应、铁路的管理，务操在中国人的手里。李鸿章在借款三原则中提出的思想，对于今天我国铁路改革与发展，对于兴建我国的铁路，加大铁路改革的力度，融资拆借，兴建合资铁路，引进外资，应该说是不无裨益。因此说李鸿章的上述借款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可供借鉴的价值，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对我国兴建和发展铁路的认识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并且形成了对兴建铁路的独自的思想，极欲将酝酿兴建铁路的思想变为具体的实际行动。但是，他面对来自迂腐的*同僚们的反对、普通民众对铁路几乎是一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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