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的比较介绍,“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具有极大的贡献”。他“提倡西洋文化,建设新国家的主张”,虽不为李鸿章完全采纳,但却做了康有为梁启超一般人“思想上的先声”。该文还就中国近代外交行政机构的建立完善、使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外交人事行政三方面谈及郭嵩焘的外交成就。
解放后的30年里,郭嵩焘的研究几近空白,这期间台湾学者倒是走在了前面。著名学者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首次将《玉池老人自叙》、《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诗集》影印出版。郭廷以、尹仲容、陆宝千等编的《郭嵩焘年谱》(上下),引征档案、文集、方志、报刊等中西文献近200种,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应用价值。陆宝千在他的《清代思想史》中还辟有专章,不仅详细论述了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内涵、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也客观地指出“郭氏之洋务思想,正而不谲,持之以肆应于‘无理性’之国际社会之中,实嫌不足”。
就中国大陆学者而言,研究郭嵩焘是从80年代开始的。标志之一是郭嵩焘著作的系统整理出版;之二是学者们对郭嵩焘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研究,发表或出版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就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史料的整理 日记、奏稿、文集。日记、奏稿、文集从来就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郭嵩焘的奏稿、诗文集于1892年首次刊出后,仅在台湾影印过一次,日记中除《使西纪程》发表过外,其余概未刊行过。湖南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组织人力对湖南省图书馆收藏的郭嵩焘日记手稿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点校,将咸丰朝日记、同治朝日记各编成一卷,光绪朝日记则编成二卷,总共四卷,分别于1981年5月、1981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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