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反复呼吁封建国家要摆正并改善与商人的关系,使得有学者自然而然地将郭嵩焘的这一思想归入到近代“重商富民思潮”的范畴中,并称郭嵩焘的重商主张是“中国知识界和*界价值观念的一次重大更新”(注:丁伟志等。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22。)。
二、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对此,学术界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庞世烨不光考察了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总体观,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从宏观上、总体上最早认识到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的人”。而且对郭嵩焘从中西文化器物、理论和制度、心理三个层面所作的微观比较,给予了肯定,认为这些比较分析是深刻的,他的思想“启迪着后起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们”(注:庞世烨。郭嵩焘中西文化观初探[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5)。)易惠莉则认为,近代中国最早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郭嵩焘不是第一人,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曾对中西方的*、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过比较。但郭嵩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则在广度、深度乃至意识的清醒上远远超出冯桂芬”。接着该文具体从中英两国的道德、中西*体制、中西*统治、中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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