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嵩焘的富强观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但对“富强”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造船制器和经济活动，增强了封建政权的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张良俊著文（注：张良俊。郭嵩焘的“富强观”[J].福建论坛，1994,(2)。）认为，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主要反映在他光绪元年上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张良俊撰写专文对这一奏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肯定了它的思想价值。“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注：张良俊。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1994,(4)。）吴义雄则从洋务运动批判者的角度，论述了郭嵩焘对“富强”的理解：依靠广大商贾的力量，使民族经济发展起来，这才算得上真正的富强。国家在这中间要做的，只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上的保证（注：吴义雄。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J].学术研究，1990,(2)。）。由于郭嵩焘十分重视商人在发展近代民族经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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