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洋务集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决策领导层中的洋务官僚，他们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努力与贡献；但他们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所秉承的“中体西用”原则，他们自身地主阶级属性的顽固的封建观念、他们对西方了解认识的偏颇、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仅袭皮毛”等等，决定了他们主持的洋务运动“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第99页。），不可能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第三，洋务运动中，经营管理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处于既被使用又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地位中。他们的工作原则不是唯科学、循客观规律，而是唯封建长官意志。1884年，经元善与谢家福向盛宣怀、李鸿章建议，电报局应“另设制造电料厂”以增电报局自立。在电报材料供应上不仰给他邦，这本是一个正确的远见，但不为当权决策者理会。因此，感到自己徒有一腔热血，“吾华欲望振兴富强，如涉大海茫茫无涯际”的渺茫。（注：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买办》第29页。）

　　第四，洋务集团内部结构并非铁板一块。在激变的中国社会中，洋务集团内部也在不断变化组合前期主要是封建官僚、买办、封建知识分子，尔后又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有些参加者并非始终都是洋务派成员，有的只是一个时期的追随者或同路人，后来却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而且，即使是同一人不同时期往往有不同表现：历来被人看好的郑观应在进入轮船招商局时却“所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而留恋太古买办的位置；被人看作“只想发财致富，心目中不存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徐润在1873年入招商局之际却能拒绝旗昌洋行以总办高位的约请。因此，上文所提的洋务集团内部各层面只能是相对的。

　　第五，洋务集团并非是官僚集团的代名词。倡导、主持和参与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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