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下，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开始独立制造轮船，仅1年时间，船体就由木协木壳过度到铁协木壳；又4年2个月，船型由普通兵轮向快碰船（巡洋舰）过度；再进而，用5年另7个月的时间就过度；再进而，用5年另7个月的时间就过渡到钢甲钢壳快船“平远”号（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在甲午海战中“与日人交战，屡受巨弹，毫无伤损，较之外购的‘超勇’‘扬威’‘济远’似有过之，即较之‘镇’‘定’等六远，迹无不及也。后为日人所虏，日俄之战，该船颇具战绩”（注：张侠等著《清末海军史料》。），说明只要正确领导，中国当时的军工厂是有能力制造近代军舰的。
至于造船经费紧绌问题，要分析。笔者始终认为当时经费紧绌的关键不完全是经费本身的问题，而是经费应当怎么支配的问题。有钱，同时到几个地方投是一种紧绌；钱少，不到应该投的哪里投又是另一种紧绌。李鸿章说的经费紧绌有相当部分是后一种紧绌。他首先站在制造*方面和造船争经费，后来又站在买船方面和造船争经费。在他的当时权力能及的江南制造总局，他把朝廷本来已经准拨的常年经费尽量往制造*上拨用。至于造船，他先是（1876年以后）拖着每年少造或不造，显示造船在和*制造争经费，时间久了（到1885年）干脆把造船停了。
从1867年到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近30年的经费收支情况看，清廷每年应拨的二成海关洋税基本上没有拖欠过，平均每年收入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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