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万两以上，按时间顺序，平均每5年还增长8％以上，个别时候还要高许多。每年支出，随每年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没有因为1876年以后制造局拖着不造船而减少一点（注：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李鸿章是怎么使用这笔经费的？根据他的奏报：从同治六年（1867）动支江海关洋税之日起至十二年（1878）十二月底止，造船用费占江海关拨入洋税的25％，是曾国藩奏准造船应该使用的一成洋税的50％。 若按同治八年（1870）马新贻继续奏准“中原军务肃清，淮军扣裁，剩留防各营，饷项亦经酌定”，应使用二成洋税造船看（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造船经费的75％被李鸿章拿去制器和办*了，拿允准了的造船经费去办非造船的事（包括建颐和园），结果还说造船经费紧绌不好置办，没有道理。
根据海军司令部编辑的《近代中国海军》载：从光绪元年（1874）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实收经费情况可以旁证李鸿章当时喊海军经费紧张完全是为了给别人听的。二十年共收经费4659万两，平均每年收费234.75万两，比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时计划每年应拨给他的200万两还多，不应当说紧绌。
总结以上说明，当时在造不造船和造什么船的问题上，有相当决策权的李鸿章并没有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中存在着自己能够制造轮船的强大潜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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