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中外签定的《北京条约》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它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以丧失大量利权为代价，迅速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换取了中外的暂时妥协。国际环境趋向稳定。这对于清廷加速镇压人民起义、稳定政权、进而寻求“自强”创造了一个较为适宜的前提。

　　当时，在中国乃至东亚肆虐的西方列强主要是英、法、俄、美四国，其中又以英、俄为主要对手。它们各自都想在中国和东亚称霸。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它们乘清廷腹背受敌之机，以不多的兵力攫取了我国大片领土、强行开放大量口岸并取得公开贩卖鸦片、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以及强行传教等特权。这一切，暂时满足了它们的贪欲；与此同时，鉴于它们各自有限的实力和相互矛盾，遂对清王朝改变策略，由打变为拉。它们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支持在“辛酉政变”中上台的慈禧、奕訢政权，胁迫这个政权来兑现在《北京条约》中载明的所有特权并希望继续扩大这种特权；对清政权的死敌——太平军，则开始改变所谓“中立”态度，公开表示愿意向清廷供给或出售洋枪洋炮，帮助训练官兵，乃至公开助剿。软弱的清王朝是不敢得罪洋大人的，很快出现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局面；然而，晚清统治集团内心对自身尊严的削弱和权力的丧失还不那么甘心，其头面人物曾一再表示要复仇雪耻，遂乘“借师助剿”之机，开始了偷偷仿制西洋船炮以追求自强的过程。西方列强为了扶植这个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对其在一定限度内，即在维持其半殖民地地位以便于列强控制的范围内，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它们可以允许本国厂商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出口一些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允许中国企业聘任某些外国技术人员，甚至公开要求派军官训练清军，教授使用洋枪洋炮的方法。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清廷得以乘机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军事骨干企业；也使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培养外语、科技和军事人才的新式学堂相继开办。洋务运动遂得以兴起并得到相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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