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开始凭借在不平等条约中攫取到的特权大肆向我国倾销商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我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已由最初的5个增加到35个；通商地区由沿海逐步向长江沿线及广大内陆地区发展。进口商品的数量和品种日渐增多。这些商品除鸦片及少量各国土特产外，大多数为先进的工业制品，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它不仅猛烈地冲击了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造成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而且带来了欧美工业发展的信息，使一向闭塞的中国人开始感受到新生产方式的挑战。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感到外国经济侵略给我国造成的无穷祸患。著名爱国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1]。这里生动地描述了欧美工业制品对我国自然经济的巨大冲击和破坏，同时又揭示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前扩大。与此同时，工业品的大量输入也不能不使中国人在吃亏之余痛定思痛，对比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的差距，萌发自办工业的志向。它们逐渐将资金投向工业生产，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缓慢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外国工业品的输入是以掠夺我国资财、吞噬民族膏血、销竭民族精华为目的的，但是既然输入到中国就不可能阻止中国人研究和仿制，从而造成了便于学习和仿制的条件。这里需要指出的，不是侵略者发善心到中国来传播近代工业的福音，而是它们在资本的驱驶下不自觉地用商品传播了近代工业文明。
几乎向我国倾销商品的同时，列强开始在我沿海沿江等口岸地区创办工厂，以便直接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为其殖民掠夺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各国在华企业至少达到191家[2]，分布于船舶修造、轮船运输、砖茶制造、机器缫丝、制糖、制革、轧花、印刷、制药、粮油食品加工以及电灯、电话、自来水、煤气等诸多门类。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外资企业的兴办是没有任何法律和条约依据的，是严重侵略我国主权的行为。它大大加深了我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然而，它利用机器生产迅速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获取高额利润、改善人们生活的现实，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激起中国人学习西方，投资近代工业的愿望和热情。部分开明官吏和拥有资产的商人、买办、地主开始对大机器生产发生兴趣，逐步将资金投向工业生产；他们自身也开始向资产者转化。他们从这些来华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科技人员那里学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乃至仿制机器设备，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采用为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方式组织生产劳动，并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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