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纸、兴学堂乃至传教布道是列强从精神、文化方面加强渗透进而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鸦片战争以来，以传教士为主的各类来华人士就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办报刊、学堂、医院；翻译和传播宗教及西方文化乃至直接到中国兴办的学校任教、工厂任职。据有人统计，从1840年到1860年，以教会名义出版的中文图书达几百种、报刊达32家；从1861年到1898年，外国人办的报刊有20多种、出版的图书则急剧上升。如法国新耶稣教会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到1890年出版的中文书293种，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广学会40年中编译出版图书高达2000多种，包括宗教、哲理、法律、*、教育、实业、天文、物理、化学、地理诸多门类[3]。教会所办的学校也呈上升趋势，1875年前后约800多所，到1899年增至2000余所，在校学生由两万多人增至四万多人，除培养神职人员外也培养文、理、工、医等科技人才[4]。此外，受聘来华的技术人员也日渐增多。列强的主观目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奴役、控制中国，然而参与其事的不乏虔诚的传教士和较为正直的学者。因此，以上种种活动既深深打上了殖民主义烙印，又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以上诸项因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引进机器生产、增强经济、军事实力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说，没有这些外部条件，洋务运动不可能在长期与外界隔绝的中国迅速兴起，更不可能得到一定发展。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是列强侵略使中国进步，帮助了中国近代化，而是相反。列强侵华的目的和直接效果，都是将中国陷入殖民地深渊。因此，以上诸项有利因素并不是侵略者的恩赐而只是在殖民掠夺中无法避免的负产品，充其量只是给中国造成了一个机遇，能否充分利用则在于中国自身。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曲折发展，正是晚清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种环境和机遇的结果。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