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满洲贵族联合的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大批汉族地主，而非孤立的几个人，这也是满汉联合中独有的特点。甲午战后，满族官僚对汉族地主的排斥和打击日渐增多，满族统治者在新政的名义下集权中央。义和团运动前，旗员总督已占九缺中的五缺。满汉联合虽然存在，但双方关系远不如洋务运动时期融洽。袁世凯作为清末汉族地主的代表。通过巴结满族权贵而步步高升，虽然驻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但其军队的性质、发挥的作用和湘军、淮军大相径庭，更没有取得李鸿章、曾国藩所有过的种种特权。袁世凯在1909年终被罢免回原籍“养疴”，载沣自任陆海军大元帅。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英国公使朱尔典多次敦促奕劻的结果，并非满洲贵族出于统治上的需要，主动联合雄心勃勃的袁世凯。洋务运动时期，满族统治者对李鸿章等人的恩宠与日俱增，李鸿章也多次为大清王朝效劳，以报答这种恩遇，满汉双方的合作主体是融洽的。诸多湘系、淮系的重要人物都曾是满族统治者的联合对象。汉族地主在内平“民乱”、外部交涉、兴办洋务等各方面均起到了他人所无法取代的作用，地位自然也是他人无法企及的。

　　洋务运动时期满汉统治者较为紧密的联合，对大清王朝而言，镇压了困扰朝廷15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同光新政”开始实施，这显然是满汉联合的结果左宗棠等汉族地主全力应付边疆危机，正如当时史学家评论的：“消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叙。)对中国社会而言，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使洋务运动得以一步步向前推进。作为中国经济向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洋务运动通过练兵、制器、造船、开矿、筹款、用人和开办学馆、派留学生、修筑铁路、架设电线、建立海军等问题的争论与实践，向更多的人传播了“不必恪守成法，不必拘泥中国体制”及“崇尚西学、仿效西法”的认识和思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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