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及满汉联合，虽然挽救了清王朝，却未能消除甚至稍为缓和社会矛盾。汉族地主阶级通过镇压农民革命而上升为统治分子，反而愈益腐败、凶残战争结束后，一些湘军、淮军士兵被遣散，成为游手好闲、不务农事之徒，往往为害乡里，湘淮军上至统领、下至弁勇抢夺成性，许多将帅一夜之间成为富豪其中“郭松林为著，号称四百万，席宝田、陈湜次之，余则百余万、数十万”(《须日报》戊申年8月6日，《论中国资本主义之发达》。)。贫苦农民“举室终岁勤勤，徒为富家作牛马，每至衣食不给”(同治朝《长兴县志》卷3。)。以军功起家的新贵也认识到：“吾楚之非乐土，不待智者而知”(刘蓉《养晦堂文集》卷8，《与曾相国》。)阶级斗争仍然尖锐复杂，人民不能安居乐业。

　　满汉联合中，军功滥保和捐纳滥开使得原来就很庞大的官僚队伍更加膨胀，人浮于事，贪污纳贿等现象随之扩散，严重削弱了国家机器的功能许多地方官为筹集军饷而开办捐纳，“以致市侩之徒皆成暴富”。仕途拥塞，“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儿不能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新兴官僚的私属、部下纷纷徇情转引，导致无能之辈混入官场，笑话百出如“有桐城人陈春万者，农夫也，力多而胆大，十年来位不过营官已。军机开单呈请简放时，帝笔蘸朱太饱，未及见文襄所保之人，而朱点已滴于陈名之上，陈特简为肃州镇挂印总兵。”(坐观老人：《清代野记》，第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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