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输入西学的主要渠道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着陆中国的西方文化少得可怜。1840年到1860年的20年中，传教士翻译出版的西书仅434种，加上鸦片战争前出版的134种，也不到500种；传教士在东南沿海办的新式学堂也不过50余所，且学生数量少，还不到1000人[11]。洋务运动兴起后，拓宽了西学输入的渠道，除了传教士的文化传播活动在人数和范围上逐步扩大之外，还有：(1)外交活动，以来华和派出的外交使节为主；(2)经贸往来，这方面的交流数量较大，直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沟通；(3)留学生，洋务时期赴欧美的二百多名留学生成了吸收西方文化的使者；(4)洋务派办的各类新式学堂；(5)各种洋务企业中的翻译馆和技术资料中心，如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一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翻译西方科技图书的中心；(6)洋务派官员的幕僚、参谋等，如容闳、马建忠等人，都曾做过曾国藩、李鸿章的谋士，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颇有贡献。总之，伴随着洋务运动，西学大量渗入到了中国。但从量到质，占主导的依然是西方的科技文化。这是因为，文化的传播必须服务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即使是派出的留学生，也全部攻读自然科学；所办的洋学堂也无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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