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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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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7: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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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用”，但他仍然表述的是“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据梁启超讲，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是全社会的一句“流行语”，“举国以为至言”[15](P71)。“中体西用”之所以会如此为人们所看重，主要原因是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定势和认识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立的文化体系又历史悠久的大国来讲，一下子抛开自己的母体文化去全盘接受另一种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其所依托的固有文化已经遍体鳞伤，不得不去用另一种外来的文化来好好医治，其在心理上也会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在经过鸦片战争以来难言的阵痛之后，居然自认为找到了一种既可以保存固有文化的本体，又可以将西方文化为我所用的“理想”途径，当然会得到多数国人的庆幸和赞同。而且，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有限，对世界潮流和中国的走向知之不多，也不可能提出较“中体西用”更高的文化范式。历史地看，“中体西用”是处理近代早期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中西文化对接的惟一可行的方法。在“中体西用”这种文化范式制约下生成的洋务文化，只能是新旧相间并存在着深刻内在矛盾又复杂多变的一种层次不高的动态文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和“用”的内容又不断发生着变化。例如，20世纪30年代前后新儒家提出的“返本开新”，其文化模式显然是“中体西用”的翻版，但内容却大不一样。可见，文化范式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一种原生文化对后起的再生文化的穿透力，往往表现在这里。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陈寅恪诗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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