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10)。薛福成经常讲：“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10](P582)郑观应的主张是：既然西学派自中国，“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14](P275)。这些论调听起来让人洋洋自得，似乎颇有道理，但认真思量，则难以立足。如果讲西学在形成的过程中从中国吸取了某些文化营养，比较合乎历史实际；而将西学的本源说成是来自中国，则完全是错误的。洋务派及其理论家之所以编造这些荒谬的理论，根本目的，一是还击顽固派的攻击，因为既然西学源于中国，办洋务就不存在“用夷变夏”的问题了；二是减少社会上的自悲感，来点“阿Q精神”，使国人容易接受办洋务的现实。在当时那种对世界了解较少的情况下，这种“西学中源”论的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非科学、非理性的“理论”总是有害的。“西学中源”强调的是“中源”，必然用“中学”主观地去图解和扭曲西学，同时会捆绑住办洋务的手脚，最后局限在很小的范围里而无法突破。这自然降低了洋务文化的积极意义。
“西学中源”仅仅是从文化的源头上去解释中西文化的关系，自然只能停留在较低的感性的层次；而“中体西用”的提出，则具有了哲理的高度，其影响当然深远得多。从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来看，最早在完整意义上表述这个文化范式的是1895年4月出版的第75期《万国公报》，沈寿康撰文提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这种思想和行动则早在70年代前后就成为洋务派及其思想家的共识，几乎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全过程。前面提及的冯桂芬提出的“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显然包含了“中体西用”的意思。郑观应竭力倡导的“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14](P276)，其含义也差不多。王韬讲：“器则取诸中国，道则备当自躬”；“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2](P323)。虽然用“道”和“器”置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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