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的道理，为后来“借法自强”的洋务思想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40年代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师夷”理论的出现，到70年代洋务思想的形成，中间徘徊漫游了近三十年，促进前后思想转化和联接的思想家或*家可以找到很多，但最关键的人物是冯桂芬。冯桂芬早年和林则徐关系密切，并深受林则徐的影响，后投入李鸿章幕府，策划镇压太平天国，力主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其思想经历了从经世致用到“悉夷情”，再到“师夷长技”，最后呼吁办洋务的转化过程。其在1860年前后写成的《校邠庐抗议》，大体勾勒出了洋务思潮的轮廓。他将“师夷长技”概括为“制洋器”，同时又增加了一些重要内容，如“采西学”、“改科举”、“谋自强”，并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著名论断。冯桂芬还将其总体思路解释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道”[13]。显然，冯桂芬已经将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思想推向了“办洋务”的更高层次，而且把洋务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已经表达得比较清楚了。这就为19世纪70年代之后洋务思潮的崛起理清了思路。
在风靡全国的洋务思潮中，对洋务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是“西学源于中国说”；二是“中体西用论”。所谓“西学源于中国”，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古国，西方的那些科技、制度、思想文化都是从中国古代圣人那里搬过去的；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圣人的后代却把祖宗创造的好东西给扔掉了，现在只好通过办洋务从西方把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再学回来。洋务派及其思想理论家基本都持这种观点。李鸿章一再著文，论述中国的“制度文章”、科技水平远出于西人之上，西方的科技如算学、矿学、化学、地学等都是从中国学的。王韬还具体论述了西人如何把中国的天文、数学、造船、制炮、测量、乐器等学到手的，结论是：“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流传及外”，“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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