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是器物文化，因为其先进，也对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以巨大的冲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面对日益扩展的西方文化，特别是感受最为直接的外来入侵的压力和内部社会的尖锐矛盾，也在关注现实和融合西学的过程中艰难地更新。从经世致用，到睁眼看世界，再到“师夷之长技”；19世纪70年代前后又逐步衍生为洋务思潮。思想文化方面的层层递进，积累了滋生洋务文化缓慢生长的源流。

乾嘉时期的汉学，以古文经学为指导，集中于考据学，功力深厚，成果卓著，但脱离实际，无法解决在嘉庆末年日益显露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今文经学抬头，涌现了一批喜好“微言大义”、一心解决现实实际问题的经世派，并逐步取代古文经学派而占据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活跃于道光初年的龚自珍是他们的卓越代表。他大胆揭露社会矛盾，批评当道，呼唤改革，同时就官僚腐败、土地高度集中、水利、漕运、人才选拔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虽然基本是书生空议论，没有被当权者采纳，但反映了社会必须变革的大趋势，为思变、求新的务实派提供了思想基础。1841年龚自珍去世后，经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迅速将关注社会改革和向西方学习结合起来，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他们反对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积极“洞悉夷情”，研究西方。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欲制外夷者，必先自悉夷情始”[12](P499)。林则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雇人翻译西书，购买相关杂志，和外人交谈，甚至从俘虏那里探测西方社会情况；魏源则一方面了解“夷情”，一方面写作，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海国图志》。虽然他们的西方知识是很有限的，但开启了研究西方文化的先河，将经世致用和学习西方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开通了道路。如果说龚自珍所代表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为洋务文化的可能发生提供了源头，那么，林则徐等推出的睁眼看世界就是洋务文化的启明星。在这颗启明星的导引下，魏源等人又悟出了“师夷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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