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本不是桐城派弟子，只不过早年喜好古文，居京时多与姚门弟子梅曾亮交游而已。但他在一八五八年作《欧阳生文集序》，肯定桐城古文为文学正轨，并明言桐城古文衰亡于太平天国时，然湖南“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1]，明显流露出接桐城传绪，改造桐城之意；一八五九年，他又作《圣哲画像记》，将姚鼐列入三十二圣哲，并言：“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此无异于向世人宣告自己将传接姚鼐古文大旗；同年，他在姚鼐纂辑的《古文辞类纂》基础上，重辟取范门径，扩大入选范围，辑成《经史百家杂钞》，此为其正式改造桐城古文，中兴桐城之始。这距离曾氏一八六零年上书朝廷请求“师夷智以造船制炮”[2]，萌生洋务思想仅一年时间，距他一八六一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造近代枪炮，开始洋务实践也仅二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曾氏接桐城传绪、中兴桐城与他洋务思想的萌生及实践是基本上同步展开的。

曾国藩为何在力倡洋务前夕，跻身桐城行列， “出而振之”[3]，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中兴”呢？

其一，曾国藩早年居京时与桐城派人士的密切往来，双方在思想上“声气冥合”，这是曾氏中兴桐城的重要思想基础。

曾国藩居京时于古文用功甚勤，“每月中作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4]。当时姚门弟子梅曾亮也在北京，曾氏多次前往问学，以桐城正宗目之，《送梅伯言归京陵》、《赠梅伯言二首》等诗歌均是曾氏赞重梅曾亮之作，时曾、梅二人相从甚密，正如王先谦所云：“昔日梅、曾二老，声之冥合，箫管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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