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世代相传的儒家道统思想，以与佛教的祖统相对抗。他倡导古文，就在于以古文明古道。宋代欧阳修继承韩愈的思想，他曾仿《原道》作《本论》，力拒佛教。而柳宗元则不然，他不仅将孔、老及“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平等对待，认为“皆有以佐世”[20]，而且对外来文化——佛学也采取较宽容的态度，他在《送僧浩初》一文中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并认为韩愈排斥佛教是一种“念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的文化狭隘态度。说明柳宗元不仅将儒家的文化大门向诸子百家开放，还打开了儒家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的大门。双双承接韩欧文统、道统的方苞对柳宗元所以不加提及，就是因为其文所载之道不醇之故。
曾国藩把柳宗元与韩欧并列，纳入桐城文统，说明曾氏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与柳宗元有同样的主张。在曾氏所处的时代，外来文化当主要指西方器数之学，这就从文统上为桐城派打开了通向西学的门径。
其二，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需要
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经济之学包罗万象，对西学的学习更是国人陌生之事，这就使晚清桐城派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文章难以承载，曾氏就曾批评桐城派为文：“浮芥舟以纵迹于蹄迹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乎也？”[21]。针对桐城派为文之弊，曾氏提出作“雄奇瑰玮之文”[22]。曾氏对并非桐城文统而善作雄奇之文的杨雄、司马相如、韩非等多加赞叹，颇有仰慕之意[23]。曾国藩为使桐城文能表现新的时代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保持桐城“义理”的前提下，提倡行文上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辩、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24]。在一定程度上，曾氏所言的雄奇风格实际上就是通过转益多师，骈散互用，不拘一格体现出来[25]，此与桐城派的原本文风有了较大的差异，故很早就有研究者提出“湘乡派”的概念以与桐城派相区别：“文正之文……奇偶错综，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位湘乡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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