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曾氏对桐城文简洁明了的固有长处并未放弃，因为涉及军务、洋务的公牍、奏章及书信往来切忌高谈阔论、旁征博引，而应就事论事、清楚简洁、主题突出。综观曾氏留下的煌煌数千万言文集，总体上体现了“不说大话”，“不谈过高之理”的特点。

曾国藩改造桐城，为晚清桐城派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并没有丝毫削弱桐城义理之意。他强调“经济”，强调学习西学、洋务，其终极目的是指向强化“义理”，维护道统，他反复言明治学“莫忘于义理之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 [27]，惟恐桐城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的航标。

   桐城文到了曾国藩的手上，不仅成了宣传“义理”、卫道的工具，也成了一面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旗帜，以服务于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的“事功”，这就极大地调动起对旧伦理秩序及中国传统文化眷恋不舍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知识分子的极大的积极性。因此，但他举起桐城旗帜时，得到了众多士人的附和，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到他的麾下，成为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宣传喉舌及与顽固派论战的重要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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