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曾氏借桐城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不仅可以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器数之学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夷夏观，面对来自西方的冲击，洋务派希望通过采西学、治洋器，以夷制夷，顽固派则坚守传统的夷夏观，拒绝学习西方。但在护道翼道上，两者是完全相合的。

桐城派以“文统”、“道统”，护道翼道著称，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使洋务卫道、自强的目的昭然若揭，这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对传统文化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因此，当“功勋莫二，又为文章领袖”[12]的曾国藩抛出《欧阳生文集序》，昭示自己将承姚鼐之绪时，“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不知文正此序，乃借为文章波澜，不意举世尊之若此”[13]，曾国藩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凭自己的名位使自己陡然站到了桐城领袖的位置，一方面借桐城派卫道的特点使自己站到了最正统的立场，给自己的洋务实践贴上了卫道的色彩，减弱了来自顽固派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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