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所以与桐城派中人“声之冥合”，主要在于他当时与桐城派的学术思想主张基本相合，此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共宗程朱理学。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这就与“学行继程朱之后”[6]的桐城派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一致。

二是共主汉宋调和。姚鼐在乾嘉汉宋之争时，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事合一，调和汉宋，试图引入汉学家求实、考证的实证学风以弥补理学的空疏、腐弱，姚鼐的思想颇得曾国藩赞同，曾氏曾言：“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7]，面对汉宋之争，曾氏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8]，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9]。

三是共主理学经世。桐城派一方面坚守程朱义理，一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姚鼐就强调诗文应表现：“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10]。姚莹则不仅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亦是与龚自珍、魏源等同站在经世致用思潮前列的著名经世思想家，与曾国藩相交甚密的梅曾亮亦有强烈的经世思想，他认为经世致用有补于世甚至高于“性命之学”，他在《复姚春木书》中曾言：“考证性命之学”徒使“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要最”。同样，曾国藩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倡导理学服务于现实，据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记所载：他在从学理学大师唐鉴时，唐鉴以理学经世思想相指点，曾氏听后“昭然若发朦也”。他一生坚守理学，着力发挥程朱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在后期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其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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