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的挑战，经世思想家从注重实效，面向现实的经世思想出发，勇于了解夷情，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涌现出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经世著作，使传统的经世之学在新的历史条件*入了关注、学习西学的内容。以“姚门四杰”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虽坚守程朱义理，但他们重视应变求新，顺应了当时关注西学的经世潮流。姚莹所以在台湾任内取得抗英斗争的胜利，就与他关注夷情，知己知彼有很大关系，姚莹赞赏西方讲求实学的精神，对吾儒不讲实学则深感遗憾：“吾儒读书自负，问以中国记载或曰茫然，至于天文算学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愧乎？”他叹息曰：若继续固步自封，“视四裔若魑魅，暗然无所”，执“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11]。可见，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姚莹已试图用西方实学来加强、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内忧外患的中国寻找一条生存之道。“姚门四杰”中的方东树，虽以顽固坚守宋学著称，但他在社会的巨大变局中，也有强烈的了解西方的愿望，他在晚年读到《海国图志》时，即写信给作者魏源，表示自己对该书：“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以为此真良才济时用要著”。

一八六零年左右，曾氏的洋务思想逐渐形成并开始实践，此时，晚清桐城派与曾国藩的思想之间是否仍然相合呢？

曾氏洋务思想的核心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无奈选择。由此可见，在坚守程朱义理，卫道护道及学习西方器数之学这两个关键点上，曾国藩与晚清桐城派仍是大致相通的。经世思潮时期晚清桐城派关注西方实学的思想只要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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