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氏看来，“经济”与“义理”是体与用的关系：“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详与体而略于用耳”[17]。体用关系决定了“经济”之学从属、服务于“义理”。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洋务时期曾氏关于“经济”与“义理”的思想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义理”为体，“经济”为用，“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西学不能脱离“义理”的轨道；第二，西方的器数之学与儒家传统的经世之学组成的“经济”旨在充实“义理”，学习西学并非以夷变夏。这就昭示桐城文人：西方的器数之学可以纳入桐城古文以充实“义理”，这一理论的发展无疑为晚清桐城派学习西学，补救空疏之弊扫清了障碍。
把“经济”嵌入桐城文章之事，以“经济”强化“义理”，是从维护道统的角度来强调“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与之相配合，曾氏还对桐城文统稍加改造，在文统上亦为桐城文士学习外来文化启开了门径。
桐城文统、道统之说始于方苞，其道统以程朱上承孔孟，其文统以明归有光直承唐宋韩愈、欧阳修，上窥两汉，达于孔孟。韩欧古文在桐城文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方苞“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名言表明韩欧二人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18]。引人注意的是：与韩、欧同倡古文运动的柳宗元，在方苞、姚鼐等桐城诸老的文中从未提及，似有故意排斥之意。而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却将柳宗元与韩、欧并列，列入“圣门”及“言语之科” [19]，曾氏将柳宗元纳入桐城文统，其个中深意就是改造桐城封闭的文统说以包容外来文化。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韩、欧二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力拒佛老，柳宗元则主张学习、吸收佛老的长处。
韩愈为文多在阐明孔孟之道，以排斥当时流行一时的佛老思想，他在《原道》一文中，提出自尧舜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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