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文章“与世变相因”[14]的曾国藩既然意在借桐城兴洋务，就绝非一味泥桐城之古，而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15]，力图将洋务思想的新血液注入晚清桐城派已趋衰弱不振的体内，使它能承担起宣传洋务的重任。曾氏围绕洋务的需要而对晚清桐城派的理论改造包含以下几方面：

其一，从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

洋务运动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学习西方之“技艺”、“术数”，为使桐城古文担当起宣扬西方器数之学的重担，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桐城文章并非曾氏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四事。但曾国藩所言的“经济”在传统儒学的经世内容基础上，还纳入了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内容[16]，因此，曾氏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发展了一步，学习西学的崭新内容被曾氏正式纳入了桐城的学问之事。在其著名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氏更是认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显然，漕运、水利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治世之术在曾氏那里已经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洋务，尤其是购买、仿造西方船炮成为曾氏后期关注与致力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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