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邪教”的活跃情况，可以从思想家颜元的《存人编》中窥见大概。颜元劝导百姓勿信佛、道、邪教，曾发出以下感慨：“我直隶隆庆、万历前，风俗醇美，信邪者少。自万历末年，添出个‘皇天道’：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迨红巾、白莲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众，种种异名，旋禁旋出。至今若‘皇天’，若‘九门’、‘十门’等会，莫可穷诘。家有不梵刹之寺庞，人或不削发之僧尼。宅不奉无父无君之妖鬼者鲜矣!口不诵无父无君之邪号者蛘矣!风俗之坏，于此为极。”康熙时，王逋肱《蚓庵琐语》中也说：“今民间盛行所谓教门者，说经谈偈，男女混杂，历朝厉禁，而风愈炽”，“山东、山西则有焚香白莲，江西则有长生圣母、无为、糍糰、圆果等号，各立各户，以相传授”。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白莲教》、《邢子仪》等篇，均说及徐鸿儒之徒。可见康熙时他们的活动还没有停止。

清初，朝廷对江浙一带的“邪教”活动十分注意，取缔查禁也很严格，这是对江浙人民统治残酷、防范严密的反映。顺治十八年(1616年)，清廷曾镇压江苏溧阳的大乘教传教活动。雍正、乾隆两朝，皇帝一再谕令地方大臣查禁“邪教”，一再强调指出：“邪教煽惑愚民，最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严切根查”[49]。而这时“邪教”活动所反映出来的反抗封建朝廷的特点，也日渐显著。乾隆十一年(1746年)朝廷破获的张保太案，就是一个例子。张保太，居住云南大理鸡足山，倡习大乘教，自称四十九代收圆祖师。他的教派综合了白莲教和圆顿教的内容和特点，属于弓长圆顿教系统。它自北方经过江南，湖北、四川传人贵州、云南等省，又从西南返回江浙，山西等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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