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万历年间西洋钟表传入中国内地后,最早开始学习仿制西洋钟表者即在当时的江南地区。首先是上海人对西洋钟表的仿制,万历年间李绍文著《云间杂识》载:
“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余于金陵王太稳处亲见。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所制高广不过寸许,上海则大于斗矣。”[3]
王太稳,即意大利传教士王丰肃(Alphonse Vagnoni),太稳为其字。万历三十九至四十二年(1611-1614)间在南京传教,当时南京乃全国传教最发达地区之一。同在万历时,有佚名的《云间杂识》亦有相同的记载:
“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以铜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子时一声,丑时二声,至亥则其声十二。利师同事之人郭仰凤,住上海时,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所制高广不过寸许,此则大于斗矣。”[4]
郭仰凤,即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仰凤为其字。万历三十六年(1608)到上海传教。上海是天主教在我国最早传入地之一,到明末时,亦是我国天主教最为发达的地区。西洋钟表由传教士带入,故上海成为我国最早仿制西洋钟表的地区。
入清以后,上海地区仍有制自鸣钟之记录。据王永顺先生介绍,康熙时,松江人徐翊渶为府衙制作了一架机械钟。[5]又据乾隆《娄县志》称,邑人徐翊渶、徐翊淞兄弟均能“制鹤露、自鸣钟、仪表”。[6]乾隆时成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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