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鸣钟”[30]一语则可说明,到嘉道之时,苏州的钟表生产已经同福建、南京、广东一样成为中国的重要钟表生产之地。而据美国人玛高温(Macgowan )的调查数据,1851年苏州有钟表作坊30家,少于南京,而多于杭州,[31]可以反映,嘉道以后苏州钟表业的发达。再据宋伯胤先生调查所获得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钟表业办理同业义塚碑》:
“据附元和县(属苏州府)人唐明远等称,身等籍隶金陵,于元和县 三都北四图创设义冢,系即字圩鸟号七十二、三、四、五丘,计官田二亩九分四厘。本图钟表义塚办粮,专葬同业……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初五日示,甲山庚南兼卯酉三分,钟表义冢众友姓同行公立。”[32]
这一碑刻的史料意义在于,在嘉庆时,苏州的钟表制造业已经成为一个“行业”,而且,这个“行业”还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行业”,要“创设义塚”,“专葬同业”。可证,苏州钟表业发展到嘉庆时已经出现了这一行业的同业组织。从苏州钟表生产制造的开始,到钟表行业的同业组织的出现,这决不是一两年,甚至十年、八年之事,而是一个相对长时间才有可能形成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嘉庆时创设的钟表业“义冢”不仅可以证明,苏州钟表制造业发展到嘉庆时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已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而且也可以证明,“苏钟”的起源应在嘉庆之前,到嘉庆时,苏州的钟表业也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
杭州钟表业的文献记录始于康熙之时。康熙刻本的《旷园杂志》称:
“(杭州人)黄履庄所作自鸣钟、千里镜之类,精巧出群。”[33]
又据张潮《虞初新志》,黄履庄生于顺治十三年,康熙初年到扬州学习西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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