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文献档案中出现的苏州钟表生产即可证明，苏州钟表生产应早于嘉庆之时。根据现存档案的查阅，目前仅发现一条有关“苏钟”的记录：“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初十福喜交贴金倒环顶黑檫漆架铜花铜条油画屉板单针时乐钟一对（苏做，无等）”。[27]“苏做”即苏州生产，“无等”即没有等级。这是现存唯一一条最早关于“苏钟”的档案记录。但是否据此即可认为“苏钟”始于嘉庆呢？我们认为不当。因为在嘉庆时苏州制造的钟表已出现“贴金倒环顶黑檫漆架铜花铜条油画屉板”如此复杂工艺的钟表，恰恰可以反映，苏州钟表的生产决非始于嘉庆，而是反映到嘉庆时，“苏钟”已进入“成熟期”。另据嘉道时人顾禄《桐桥倚棹录》记载： 

“影戏洋画，其法皆传自西洋欧罗巴诸国，今虎丘人皆能为之；洋琴，虎丘只半塘吕殿扬一家制造；自走洋人，机轴如自鸣钟，不过一发条为关键。其店惧在山塘。腹中铜轴，皆附近乡人为之，转售于店者。”[28] 

这一条有关苏州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十分重要的资料。过去一直未为人们发现。通过这条资料，我们不仅可看到，当时苏州地区受西方科技文化影响之大，而且还可以看出，苏州生产自鸣钟之类“自走洋人”已成为市场上的普通商品，连“附近乡人”都能生产自动机械玩具中的“铜轴”，可以反映，苏州地区早已出现生产自鸣钟的作坊是不足为奇的。《桐桥倚棹录》虽然记录的嘉庆、道光时期的苏州之事，但嘉庆以后，清廷对全国天主教的严禁，故西洋钟表的生产技术不可能在嘉庆以后才传入苏州。换言之，在嘉庆、道光时期记录的苏州钟表技术应来源于嘉、道以前，应是明末清初传入江南地区的西洋钟表技术的延续与发展。这样对文献解读，才能真正地挖掘文献内容的真实内涵。乾嘉时人钱泳《履园丛话》称：“自鸣钟表皆出自西洋，近广州、江宁、苏州工匠亦能造。”[29]嘉道时人梁章钜《浪迹续谈》称：“今闽、广及苏州等处，皆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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