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学经世派“义理经济”观的形成 

晚清理学经世派把“义理”与“经济”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救世良方予以提倡，主要出于*上的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固有的统治危机在各方面都暴露出来，整个国家每况愈下。这种情况极大地触动了晚清理学家们的思想，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为国分忧的责任感。他们本着“修齐治平”的宗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通过著述立说的形式表达出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议论有：刘蓉的《致某官书》(1841年前后）、陈庆镛的《武营积弊疏》(1843年）、《申明刑赏疏》(1843年）、吴嘉宾的《论内外罔欺疏》、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等等。这些文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清朝统治的弊病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不少文章、奏疏对问题的抨击相当尖锐，反映出作者的忧患意识。如刘蓉在《致某官书》中对贪官污吏的劣迹作了极为形象的描述： 

今之大吏，以  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而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而刑赏之权乖。黜陟乱，则国何以治；刑赏乖，则民何以措。自古迄今，未有官由赂得，政以贿成，而国犹不乱者也。......今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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