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张数先生莫不洞达世务，体用兼赅，既躬豪杰之资，而所学所养又能充实光辉，含宏博大，非同后世腐小生寻行数墨，稍得一知半解，沾沾自喜，以为独得之秘也。”[11]在他看来，程朱等理学创始人不仅重“义理”，而且还“洞达世务”，通晓“经济”，讲的是“体用兼赅”之学，与理学末流“动涉迂拘”截然不同。程朱之学要旨是否可用“体用兼赅”来概括，是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刘蓉提出了自己对程朱理学的新的理解，即程朱理学不仅包括作为“体”的“义理”，而且还应包括作为“用”的“经济”，是“体用兼赅”、“本末皆备”的学问。在这里，实用性成为衡量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这当然不仅是刘蓉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社会思潮。如夏炯也提出治学应当“归本于义理经济”的主张：
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故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诗古文词又次之。至于名物制度、声音训诂，不过藉以攻诗古文词，藉以考经史而已。诗古文词得其概实，经史涉其门矣。是当归本于义理经济，以求为有体有用之儒，斯可以名一家之学。[12]
意思是，在各种学问中，“义理”、“经济”最为重要，其地位应该高于其他学术门类。他把程朱之学称为“明体达用”之学，指出：“朱子之学，由博返约，尊德性，道问学，未尝偏废，得明体达用之全。”[13]他所说的“明体达用”和刘蓉说的“体用兼赅”意义完全一致。夏炯十分强调学术的致用性，认为讲求理学如果不能在治家治国的实际中显示出它的效用来，就根本谈不上洞知其真谛。他说：“根究义理者，虽尺短过长，未必悉归大道。而居家则能治家，居官则能为国，小用之而小效，大用之而大效，如是方可谓之有用之学。”[1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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