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经以致用也，用之于家，则自收束身心，整齐内外，人情物理知明处当，事事皆有实际；用之于国，则自农桑水利，风俗学校，以及奉公守法，洁己爱民，事事皆有实心。如是而后，可为通儒，而后可以谓之学者。[15] 

无论是“穷经”，还是“求理”，都要以“致用”为依归。只有那些既尊崇“义理”，又知晓世事的人，才可以称为“通儒”、“学者”。理学的致用性被他作了充分的发挥。而对“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进行总结性阐述的，则是曾国藩。他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与义理、考据、辞章齐驾并驱，从而形成“孔门四科”的说法。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16](1)最初，姚鼐曾经提出“孔门儒学”由“义理、考据、辞章”三科构成的说法，并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晚清时，理学大师唐鉴依然持这种看法。他在与曾国藩等人论学时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还是重复姚鼐的说法。与姚鼐有所不同的是，唐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讲求“经济”的必要性，但只把“经济”包括在“义理”之中，依然没有肯定它的独立地位。他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而他对“经济”的理解则是：“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17](2)曾国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治理学出于唐鉴而又高于其师，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与其他三科并列，提出了“孔门四科”的观点，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师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