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沐曾经用果树的根、枝、叶、果作比喻，来说明“正学”内部各科学术之间的关系。他把“正学”中的“义理之学”比作果树的“根”，“经济之学”比作果树的“枝”，“考据之学”相当于“叶”，“辞章之学”相当于“果”。果树如果缺了根、枝、叶、果，便“不足以为树”，同样，如果“正学”缺少以上四科中的任何一科，也“不足以为学”。这是他所讲的一个方面。接着，他还讲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认为“孔门四学”并不是彼此平等，相互并列，而是象果树的根、枝、叶、果那样，有着主次、体用的区别。他说： 

其中有体有用。统言之，则根，本体也；枝、叶、果，用也。析言之，则干，体也他；根，体之体也；枝，用也；叶、花，用之用也；果则用而反于体者也。有本有末，有先有后，有大有小。......是故为学必以干为本，以根为大本，以枝为用。而叶与花、果经纬其间。此为正学之定，则古今圣贤君子，由此其选也。[21] 

另一位学者沈源深也用“体用”、“根枝”来比喻说明“义理经济”之间的关系，指出：“余谓义理为经济之本，经济为义理之用。考据者，所以考明经济者也；辞章者，所以发挥义理经济者也。犹之木也，义理为根，经济为干，辞章、考据皆枝叶。故此四者，虽不可缺一，而犹必以义理为重。”[22]与朱氏不同的是，沈源深更加突出地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把它摆在仅次于“义理”而重于“考据”、“辞章”的显要位置。也就是说，“考据”、“辞章”的发挥，不仅不能离开“义理”，而且也不能离开“经济”。 

概而言之，在嘉道年间，随着清朝统治危机的暴露，一部分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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