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门四科”中，曾国藩始终把义理放在首位，其地位高于其他三科，强调在治学之前。首先要学习程朱理学，悉心体会程朱主张的“居敬穷理”，“诚正格致”等一套封建道德修养的理论，确立超凡入圣的志向。他说：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立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事百川异派，何必同哉？[19] 

可见，曾国藩把“义理之学”视为维系道统，为人立本的根本依据，凌驾于其他三科之上，是治其他三科的基础和前提。要学其他三科，首先要学好“义理之学”。“义理之学”是“体”，是根本，其他三科是“用”，是“义理”的辅助。而在其他三科中，曾国藩强调的是“经济”，称之为“政事之科”，一切考求各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学问都包括在内，与“义理之学”互为表里。所以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20]曾国藩的以上言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不仅把“经济”独立出来，予以突出的地位，将“孔门三学”发展为“孔门四学”，增强了儒学的实用性、应变性，而且又阐明了“孔门四学”之间的关系，明确地把“义理之学”视为根本，而其他三科则为“义理”的辅助，以“义理之学”纲领其他三科，坚持了封建主义的*方向。曾国藩的这种观点不是孤立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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