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揭露大小官吏一味敛财虐民，惰于公事，朝内外官场弥漫着因循推委，泄沓糜烂的腐恶风气。他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他痛切地感到，庸吏充斥官场不仅大大降低了国家各级衙门的办事效率，而且还阻塞了人才登进的途径，造成国家的人才危机。他说：“有此四者(案：指以上提到的官场四项通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8]他对清朝军纪败坏，武备松弛同样忧心忡忡，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兵饷不足和“兵伍不精”，批评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9]曾国藩对社会危机的抨击是全面的、深刻的，在理学经世派的言论中具有代表性。 

理学经世派在揭露社会时弊的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出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世运之盛衰在风俗，而风俗之浮浇在政教”，政教的优劣又取决于学术。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10]即要士大夫研习程朱理学。从表面上看，这种主张与理学主敬派的观点并无二致，无非是提倡宋学，高张程朱而已，然而，如果细观其详，二者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理学主敬派侧重强调程朱的道德论，试图通过强化道德教化来达到“振纲常，正人心，淳风俗”的目的。理学经世派则主张在推行道德教化的同时，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关注国计民生，研究有用之学，切实解决现实社会中具体问题，带有明显的*实用倾向。 

理学经世派与理学主敬派的不同还在于，能够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程朱理学，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意识到理学末流存在的流弊并试图予以纠正，而没有象理学主敬派陷入思想上的僵化和停滞。他们认为，人们把理学的空疏之病归罪于程朱是不公平的，理学的弊端是由后世腐儒所造成，与程朱诸儒无关。刘蓉说：“近世学者诵法宋儒，颇牵文义，动涉迂拘，用是常为世所诟病。不知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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