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植了徽州盐商势力的发展。明朝成化以后，中央政府改变“开中法”，把原来商人先输粮到边区，再换得食盐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于是，盐商大受其益。重要的产盐区——两淮、江浙，成为了盐商的聚集中心，新安商人首得其惠。由于上述几种原因，徽人经商蔚成风气。形成“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②]的局面。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③]徽商经营的项目，主要是茶、木、典当及盐业，“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④]
因此，江浙两省状元中凡祖籍在安徽者，便多出自徽州府，而且有经商的历史。如潘世恩，祖籍歙州，明末时六世祖潘仲兰迁于吴。五世祖潘景文曾以商籍隶浙江，至潘世恩祖父时又改籍吴县。[⑤]又如金德瑛，祖籍休宁，曾祖父章奇时，“见世衰乱，独弃书治生，侨寓常州，遂豪于财。百余年来，近属几千人，皆赖以养生送死，公（金德瑛）故有富名。”[⑥]等等。不过，徽商还具有两个根本性的特征，它与我们研究的科名盛事，关系极为密切。
第一，官商结合，互相结托。
在封建时代，商人结交官府，早已有之。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在徽商之中，或本人拥有煌煌官衔，或父官子商或子官父商，或先做官后经商或先经商后做官的，或终身一介布衣，但与名门显宦交往密切。商人与官僚结合目的是为了受到国家的保护和获得种种封建的特权。特别是盐商，当时的盐业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的，只有经过官方特许才能从事经营买卖。徽州的缙绅巨族之所以能“业鹾于淮南北”，便是官商互相结托的结果。由于徽商长期经商盐业，基本上统揽了两淮盐政。在两淮的八“总商”中，徽人就占了四名。总商是盐业界与政府打交道的代表，同时也是盐商内部的调解人与管事人，职务十分显要。许承尧曾说：“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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